原标题：港生内地游学团否认“被洗脑”

通讯员/宋成 本报记者/陈丽伟

花一个星期游历北京，攀登八达岭长城，拜访圆明园遗址，漫步宛平卢沟桥，参观国家博物馆；在解放军驻地欣赏士兵风采，在清华大学聆听大师讲座；还有食宿、保险、往返机票……怎么着也得万把块钱吧？

这正是“清华大学明日领袖国情培训计划”里最受欢迎的游学路线之一。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香港青年，如果报名并被选中参加这一计划，只需花费220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不到1800元，就能在暑假里踏上旅程。

这项计划并不是唯一的，十多年来，众多组织香港青少年北上的游学团在争议声中走到今天，有舆论认为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对它资助太多，有“洗脑”之嫌，也有参加者对自己能在青年时代有这样一次独特、深入的“大陆之旅”而心怀感恩。近日，记者走访了多位这些游学项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并梳理了政府近年来对香港青年游学大陆的资助情况，力图展现出这条寻根之路上的风景与思考。

特区政府资助，奥运年和世博年最多

今年20岁的香港大学生邝颖琪，2011年被选中参加“清华大学明日领袖国情培训计划”，当时价格更便宜，只需港币1500元。她坦率地告诉记者，一开始，很多报名这个游学团的同学，都是冲着廉价来的。但参加完当年的游学回到香港后，和一些同行者不同，邝颖琪还主动报名成为了下一年“计划”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出行前，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再也没离开。”邝颖琪笑着说。

邝颖琪坦陈，报名参团是因为廉价，但加入筹委会就是因为“计划”本身了。邝颖琪见证了北上大陆的游学团在香港从鲜为人知到炙手可热的过程，她告诉记者，这种游学团，已经成为当地学生度过暑假的一大趋势， “比方说我们团，每年都有超过1000名同学报名，而我们只筛选135名。”

在香港，类似的游学团一般由学校、社区或慈善机构举办，并由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辖下的青年事务委员会拨款资助。游学团可以主题各异，但其目的必须是“促进香港青年人认识和了解中国国情，以及与内地人民的交流，提高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举办机构时不时也能筹得一些个人捐款，但如果没有香港政府的经常性资助，如此廉价是不可能的。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香港特区政府的资助主要是以“青年内地考察团资助计划”的名义来发放的。该资助计划专门由一个青年国民教育工作小组管理审批，而其网上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在2012至2013学年里，共有142个考察团得到政府资助，约有9800名香港学生从中受益。

目前，香港政府尚未透露今年总的资助额为多少。从有关官方网站上能查到的最新数据是，2010年，政府花了1560万港币，一共资助了199个游学团。

该资助计划设立以来的十五年中，199这个数据是第二高的。香港特区政府表示，2010年，当年三分之一的游学团都是前往上海参观世博会。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何接受资助团队的最多数量出现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年，共有214个受资助的游学团。

据统计，2001年，只有4600名香港学生，获得总共700万港币的资助得以赴大陆游学。而近些年来，特别是在2007年得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肯后，大陆游学团在香港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

胡锦涛在香港庆祝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时的讲话里说，“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也因此在其2007年的施政报告里承诺，将与社会各界“积极和密切合作”，“资助团体举办更多青年往内地的考察和交流活动”。他甚至还在2010年定下目标，要“资助所有中、小学生参加至少一次内地交流活动”。

中央高度重视，协助为主不干涉

除了特区政府的直接资助外，大陆游学团一般也受到中央政府的协助。例如邝颖琪参加的清华大学交流团创办于2001年，十多年来，受到了教育部与中央驻港联络办的大力支持。这个游学团对于邝同学来说是难忘的，而这只是中央政府协办考察团的百分之一。

在这上百个游学团中，有一个显得鹤立鸡群，它被列在了中央驻港联络办网站的新闻公告栏里，甚至还单独占据一个板块，上述清华大学的交流团等都享受不到如此殊荣。它的授旗仪式一般是由中联办副主任主礼，而在内地的全程活动受到国家级媒体包括央视的广泛报道。

该团叫作“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国内考察团”，其口号为“同心同根万里行”。它由十三个香港制服团体共同举办，包括香港童军总会、香港红十字会等。2002年8月，“万里行”迈出了第一步，前往首都北京。参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胡锦涛的接见，当时胡锦涛评价其为“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

香港少年领袖团的黄伟民老师参与组织了“万里行”。他介绍，2012年的考察团得到了特区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110万港币的资助，而其他交流团一般最多只能被资助60万港币。

黄伟民说，“万里行”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制服。“我们是制服团体，这意味着我们统一受过了扎实的纪律训练；而另一方面，我们每个团体又风格迥异，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他补充道，十年来，“万里行”去过的地方遍布祖国各地，其口号名不虚传，不仅去过热点城市如北京、上海，还在2002年去过内蒙古大草原，2005年去过长江三峡，2006年去过古城西安，去年更是拜访了毛主席故乡湖南韶山和贵州的偏远乡村。黄伟民说：“正是这种发达不发达的地方都去，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祖国，才是真正的‘行’。”

今年的“万里行”将于7月22日启程。在九天的时间里，成员将乘坐火车北上，近距离地观察祖国的锦绣河山。他们首先将在北京观看天安门升旗礼，参观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国家博物馆，并和北京青少年交流。第四天起他们将前往内蒙古，学习当地治沙防沙工程等生态保护课题，参观伊利集团，还能去希拉穆仁草原探访蒙古族家庭，入住蒙古包，和牧民举行篝火晚会联欢。他们还会在包头参观两天，欣赏完黄河风光后，将乘高铁返回深圳。不少报名的香港学生兴奋地互相交流说：“要是回家时候能赶上香港段的高铁开通就太好了。”

黄伟民认为，“万里行”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资助，根本原因在于其规模之大。“每一年我们都组织逾300名同学出发，所以平均算下来，人均受资助额不过3000港币，与其他交流团差不多。”

黄伟民说，内地游学团的人均成本大约7000港币，所以主办方的做法就是向政府申请3000的人均资助额，主办方负担人均2000元的成本，然后剩下的向学生收取，从而确保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也能北上交流。

他表示，推高游学团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内地的物价上涨。特区政府近些年的补助额虽然有所增加，可是幅度小于上涨水平。

当被问到中联办是否在主导“万里行”的运作而非像其所说的仅是“支持”而已，黄伟民坦率地表示，中央政府的角色只是协调内地有关部门为考察团提供便利，香港主办方的决策权没有受到干扰。

参加者感恩，眼见为实不是“洗脑”

记者了解到，一般这样的内地游学团结束之后，主办方需要在两个月内向特区政府青年国民教育工作小组提交活动报告，并附上相片和视频。主办方也需要递交一份审计报告，确保所有的项目花销均在允许范围之内，从而向特区政府申领资助额。

主办方要做到收支平衡并不困难，可是游学团的成效却饱受争议。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组别的马逢国议员，曾在2003年立法会辩论时提出，要引入更多客观标准来评价其成效，检验学生对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及传统的热爱程度。当时民政事务局回复道，将加紧对游学团拨款的监管，要直接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而非仅仅依赖主办方自己写的报告。

对内地游学团成效的辩论，在香港街头巷尾更加激烈。2012年9月，部分香港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不满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科而上街游行。记者查阅发现，在青年事务委员会网站上看到的学生意见，都是积极的，而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批评声音则较多。

例如“脸谱”网站上的一个群组，自2010年创办来已有500多人“赞好”。其名字为“我们不要读国民教育科，我们不要读《基本法》，我们不要参加内地交流团”。该群组今年以来未曾更新过，记者多次尝试，仍无法联系到其管理员。

对此，邝颖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应：“即使有一些人不了解自己国家、不认同自己国家，但我相信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去阻止这类游学团的出现。总有一些学生抱着求学、探索的心态想多了解国家而参加游学团，拜访那些普通旅行团或有钱都到不了的地方。”

她认为内地游学团能帮助同学培养对国家的归属感，提升国民认同，因此应该继续举办下去。

2011年的游学之旅归来后，她就在自己的反馈报告中写道：“我从没有质疑过自己是中国人，曾以为只要捧到一颗爱国的心就已经足够，但从教授的亲身体验、他们的真情流露使我感到惭愧，原来自己的爱国是何等肤浅。常常听到‘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由今日起，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去爱我们的国家，以包容的心去关心国家，不要只顾批评。假若中国13亿人都能抱着此态度，同心协力建设国家，相信中国就会发展得愈来愈好！”

不过她也坦言，早前反国民教育的运动“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今年报名的人数”。“甚至有参加者不敢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感受，因为怕被人说自己遭到洗脑。”

被问到有关“洗脑“的问题时，黄伟民老师则轻松很多，他笑着说：“如果我和同学在雾霾笼罩下的北京，我怎么可能同他们说，北京的生活质量很高呢？这些同学很聪明的，我们洗不了他们的脑。但同时，内地的发展也是客观事实，这些自然会改变原有的偏见和误解。所以，只有亲自去看去感受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